在县城以北25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良周的村庄。这里前俯梁原，背依青山。长宁河从村后绕向西南，县西河在村东不远处缓缓地向南流淌。在这两条河流之间，是大片的沃野良田。据传，战国时期这里曾建置驻军，秦统一中国后这里又修建了皇帝行宫。想当年，这里或城墙高筑、战马啸啸，或画栋雕梁、殿宇巍峨，那是何等的繁盛，何等的壮观！

到了唐代，原来的建置早就撤去，军寨营垒也夷为平地。始皇帝的行宫柱折梁倾，墙倒瓦碎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可这片土地依然不甘平庸，它成了一代名臣魏徵的封邑，魏姓子孙从此在这一带定居。

关于魏徵的故事，可以说家喻户晓。贞观二年，他出任谏议大夫，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。他尽职尽责，敢于犯颜直谏，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，也面折廷争，从不退让。太宗有时也难以忍受，曾发狠要杀掉这个“乡巴佬”，但他毕竟是有识之君，愤怒过后对魏徵仍然信任，仍然重用。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魏徵看到太宗逐渐懈怠，追求奢靡，便呈上着名的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，此前他还上奏了《十思疏》。太宗览罢，幡然悔悟，也被魏徵的耿耿忠心感动。他逝后太宗哭道：“今魏徵殂逝，遂亡一镜矣。”一代明君良臣造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，也留下世代传颂的千古佳话。

魏徵逝后191年，就到了太和七年（833）。那一年，在良周村北三四里许的良甫村，魏姓后裔中出了一个举人。他叫魏谟，是魏徵的五世孙。起初，魏谟任长春宫巡宫、秘书省校书郎等小官。有一天，文宗李昂翻阅《贞观政要》，有感于魏徵的忠直，遂下令寻求魏徵后裔。有人举荐了魏谟，他被授予右拾遗一职，是朝中品位不高的言官。当时有一地方大吏叫董昌龄，他原为邕管经略，因诬杀本朝参军衡方厚而被贬为叙州司户。不久，董昌龄又升为峡州刺史。魏谟就此事上疏直陈：董昌龄恃权杀害无辜，其事昭然，众所周知。贬为司户已属法外施恩，满朝文武多有不服。如今再任刺史，使其成为封疆大吏，管理一方百姓，更是背离了国家法度，有损治世之道，恳请圣上收回成命。文宗皇帝看罢奏疏，觉得魏谟义正词严，很有见地，随之改任董昌龄为洪州别驾。不久发生了“甘露之变”，御史中丞李孝本获罪被杀，他的两个女儿也因此打入军籍。文宗为保护宗室骨肉，起了恻隐之心，便将这两名女子收留宫中。魏谟进谏说：“陛下本不近声色，可最近听说教坊里屡次选拔宫女，又把李孝本的两个女儿也纳入后宫。臣觉得很遗憾。当年汉光武帝看了一眼列女屏风，大臣宋弘正色抗言，光武帝听了立刻下令将屏风撤走。陛下岂能不思宋弘之言而甘居光武帝之下？”文宗心想，魏谟所奏虽与实情不符，但言词恳切，出自忠心，于是越级提拔他为中书舍人。

又一天，文宗想翻阅《起居注》，遭到魏谟的阻止。他告诉文宗：“《起居注》记录皇上的言行举止和功过是非，其中褒贬兼有，以此儆戒人君。陛下只要注意言行，多办好事，就没有必要看它。”文宗说：“我以前曾向史官索来阅览，从来无人阻挡。”魏谟回答说：“过去的史官让陛下看，那是他不懂成规，不尽职守。陛下如果随意查看《起居注》，写此书的史官以后必然心生顾忌，所记的内容就难保真实，这样怎能取信于后世？”文宗觉得魏谟所言极是，看《起居注》的念头从此打消。他对魏谟更加信任，魏谟也忠心耿耿辅佐朝廷，后来官至谏议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

自古官场多变幻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文宗驾崩以后，武宗即位。魏谟受李珏、杨嗣复党争事件的牵连，被贬为信州长史，离开朝廷达13年之久。等到宣宗继位，魏谟被重新召回，官拜御史中丞。在他的任内依法查处了驸马都尉杜中立枉法贪赃一案，朝野上下为之震动，那些胡作非为的皇亲国戚也有所收敛。后来魏谟升任同平章事，成为当朝宰相。这时皇上的年纪很大了，可还没有册立太子。群臣都不敢奏请，只有魏谟上朝进谏：“今海内无事，惟未建储副……臣窃以为忧。”宣宗接纳了他的意见，他也越发受到宣宗的信任和同僚的敬重。此后他兼任礼部尚书，监修国史，修成《文宗实录》四十卷。皇上常常慨叹：“谟绰有祖风，我心重之！”

魏谟一片忠心为朝廷，遇事直言，无所避讳，难免遭到权奸的嫉妒和怨恨。宣宗逝后他受到排挤，外迁西川节度使。后因积劳成疾回到朝廷，做了有名无实的检校尚书仆射。大中十五年（860），魏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，时年66岁。

他的官职比乃祖魏徵还要显赫，可他没有遇到唐太宗那样的英主，所以没有留下《十思疏》那样的名篇，没有成为乃祖那样的旷世名臣。惜哉！（载于2012年5月8日《渭南日报》）